公信力，即“使公众信任的力量”。那么对公信望文而生义的理解就是：公众的信任、公众信用，核心要素是诚信。但我想，在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当中，公信更应该是“公权的信用”。

　　看看，施与授换位，关系转变，想必会有更全面的正解！

　　要讲公信，首先要清楚什么是“信”。

　　信，源于口，《说文》解释：诚也，从人从言；會意，?，古文从言省；訫，古文信。意为“诚实，不欺骗。”

　　古人诚不欺你，“信”与不“信”，是别人说了算，而建立“信”的关键在于“诚”，且两者不可分割的整，无诚则不信，无信则不诚，合起来就叫“诚信”。

　　信，源于以诚相待；力，从来相互作用。

　　“信”，从汉代起就已列入儒家“五常”，并把它作为立国、治国的根本。“信”作为儒家的伦理范畴，意为诚实，讲信用，不虚伪。“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义是儒家的另一伦理范畴，是指思想和行为符合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礼”。礼在中国古代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古人认为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有知耻之心。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从管仲提出以来，一直到蒋委座都在推行，可见其源远流长。“信”这一中国社会行为基本规范已经确立两千多年了，并且一直作为维持和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准则被各个阶层身体力行，现在，我们需要重新确立它。你是不是特别想出汗？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孔对他的徒弟子贡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意思是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那么这个国家就不能存在下去了。这里说的就是公信了，公权以及国家信用。

　　古代君主政治中，帝王们是存在于神坛上的生物，以其唯一性、神秘感和森严的礼教确立其自身法统。他是龙，是天子，代天牧民，至高无上，非如此不能体现其合法性。因此，皇帝的言行天然具备“信”，既所谓口含天宪，金口玉言，言出法随。在这一表象之下，则是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君权与臣权一体两面，对立统一，至于民权嘛，呵呵，你猜……。自汉以降，凡是大一统的汉人政权，政治昌明时期的君臣们更像是一种雇佣与合作的关系，而外族政权则往往一贯体现为主奴关系。这期间唐玄宗晚年充当了一次破坏者，梦之大唐由此极盛而衰；朱元璋和他家小四子大开杀戒，搞得官不聊生，为王朝灭亡埋下伏笔。南汉刘鋹对官员阉割是个奇葩的特例，不讨论。而这样的时候还算是民族史上最好的时候，未改热情奔放的本性，但异族的入侵与奴役，使得华夏民族开始内敛与冷漠。当一个民族不再愿意发出声音的时候，对其自身来说是可怕而又危险的。

　　臣疑其君，无不危国；妾疑其夫，无不危家。君臣相疑，夫妻猜忌，酿成的悲喜剧不知凡几。何者？失其信也。然则君主专制社会里的臣民与皇帝之间的互信，实在是踩在刀锋上的胡旋舞。君主合法拥有生杀予夺的全权，专治各种不服；而臣民的人权稀薄得如同外太空，一句君要臣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跟一头龙讲道理，醒醒吧。当然，不跟皇帝老子讲诚信的也不少，从王侯将相们到宁有种乎者，有野心家，有以天下为己任者，但更多的是活不下去的人，所以中国古代社会一直都在折腾一件事——换皇帝。以天下奉一人，大概也是人们习惯把皇帝换来换去的原动力吧。为什么非要有皇帝呢？它是封建农耕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大一统国家的必然选择，也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整体社会认知。后来民主了，袁世凯还想当皇帝，结果弄得他整个人和整个国家都不好了，其实后来还有人想这么干，但一直没敢说。生产力和认知水平不同了，皇帝这一职业的存在基础荡然无存，濒临失传和灭绝，这也是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不信你上美国搞个实权君主试试？作不死你！约书亚·诺顿不算，太寒碜了。但是，“诺顿皇帝从未杀害过任何人，从未掠夺过任何人的财产，从未使任何人失去他的国家——与其他君主相比，这些是难能可贵的。”

　　所以嘛，就民主社会形成之前的社会生态而言，公信对于施授各方来说都是件消费不大起的奢侈品，一旦有统治者的某个代表尝试为公权立公信，那么民众对这些特定人物、特定事物的特定认知就神异化了，使这种“公信”就马上显得超凡入圣，与日月同辉，与神佛同寿。比如包拯，就有神鬼之力，可以判阴阳，以至平头百姓们在千百年的讼狱中全都渴望执法者能以包氏为范本。

　　包氏范本是中国社会信仰中超重要的一个模版。他不同于海瑞，过得没那么坷碜，没那么多老婆，没饿死自已5岁的女儿，很完美的一个形象。理解吧？一系列很美好的民生与法制故事。然而这恰恰是现代司法工作者都应为之整体哀痛的社会现象和民众意识，因为这一深刻代表“人治”的观念是那样的根深蒂固，从封建始到现今止三千多年来都还没能在根本上有所改变。

　　那么，孔子及其后的诸多先贤们倡导的“信”还要不要坚持，要！儒家的“信”和我们提倡的有没有不同？你——别猜了，从根儿上就不同。孔子说的“信”是怎么回事呢？“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也就是说，他的信条是建立在忠君这一原则之上的。如果现在还有人用这一套教导你，还是有多远躲多远的好。我们所说的、所要提倡的这个“信”，是建立在平等、民主之上的，或者还要加上独立、自由。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它应该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双向而非单向，所以要平等；是否讲信用是要大家来评价，而非谁个能自诩的，所以要民主；只有具备独立人格、国格才能作为这一规范体系的一分子，没有自决权谁跟你玩？所以要独立；“信”的行为及其评判要反映自身意愿，而非他人强加，所以要自由。

　　在“信”的规范中，我们的行为既要为自己做，也要给大家看，做到最好是必须的。好与坏的评判标准在于大家掌握，即我们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其首义是“善”，“信”就是“善”的具体表现。与人为善是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它根植于我们最广大、最普遍的土壤当中，这是由一缕缕东方魂魄汇聚成的沃饶之土，是种植梦想，收获希望的田园。自古以来，这里一直都生长着一个最坚定的社会阶层，叫作自食其力者。对任何社会层面的风吹草动，他们都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对民族与国家的兴衰，他们都为之欢欣鼓舞，为之怆然泪下，但他们从来没有绝望过、放弃过。他们敏感而坚定，热切而沉静，纯朴而骄傲，缄默而多智。他们的脉搏与呐喊，值得每一个人去倾听……